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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从个人、国家和国际看中美关系

时间:2019-09-06 06:58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编者按:11月6日,大公网主办的中美关系学术沙龙在大公网北京运营总部召开,来自外交学院、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从事美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共聚一堂,就当下中美关系现状、美国大选态势、美国与印度关系、美国在南海中国岛礁附近的“自由航行”、TPP与亚太贸易格局、中国的美国学研究等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沙龙上,学者们畅所欲言、思想火花四溢、真知灼见频出,为关心中美关系的读者奉献上了一道大餐。以下是部分学者的发言实录。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有一本书叫做《同床异梦》,这本书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分析中美关系,那我也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国内研究领导人的性格和领导风格的学者不多,我知道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萧延中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尹继武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美国国内,詹姆斯.鲍伯写的《总统的性格》那本书是一个经典,是“政治传记的里程碑”。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领导人个人性格和领导风格对外交是有很大影响的。有美国人告诉我说,他曾见证过美国总统和三任中国领导人、和习的会面,其中接触最好的一次,就是习总书记和奥巴马总统2014年在瀛台的那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两国领导人互动最好,也感受到中国领导人有种真正放开的感觉。

  细究起来,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要放松一点,而到了白宫或者加州的庄园则总感觉不自在。所以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可能有一点不习惯,比如文化和餐饮等等。

  性格方面,或许我们也可以按照詹姆斯.鲍伯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领导人。他们童年的成长经历、性格和世界观的养成,这些都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国内现在很少有人做这个研究,学术方面这是一个欠缺。如果能找到一些资料和研究方法得当,可能会出一些重要成果。

  现在国内学者研究最多的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其次是美国外交,比如说美国对中东、南亚和中亚的政策等,真正研究美国内政的却很少。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内政的有很多。美国有一本学术期刊叫《政治地理》,上面的文章主要研究地理和政治之间的互动,美国的选区就是一个地理概念,选区范围和选区人口的变化会带来政治上的变化。中国国内也有学者做政治地理,如复旦的葛剑雄教授,但是几乎没有人做美国的政治地理,这是一个美国研究领域的“朝阳产业”。

  在过去20多年,大量美国人口从东北部往南面和西面迁移,这就造成西部和南部这些州在国会的影响力增大,相应它们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也会增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它们在哪些方面影响力更大,是对外贸易方面还是国防方面。

  通过统计模型来预测美国总统或国会大选结果,在美国学术界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预测明年希拉里的大选得票对中国的外交决策是很有用的研究,如果中国学者能做出来这个结果,就可以跟美国学者比,看看到底谁的预测更准确。但是国内学术期刊不大喜欢这样的研究,好像也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

  再回到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首先,很多美国和中国学者都在关注两国国内的民意,想知道民意对中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影响。但是国内学术成果并不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意调查数据。其次,经济是如何驱动中国外交的,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都是中国经济驱动外交的典型例子。但是,国内学界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往往只是谈到经济层面,对于战略的方面谈的比较少。经济不是单纯的,实际上经济利益就是战略利益,中国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第三,中国国内的政治地理,比如说沿海地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等等。

  原来冷战是一个大的国际格局,现在的国际格局到底是怎么样,中美学者都在讨论。很多人认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相对实力在不停地下降,新兴国家在崛起,“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但也有人说,这个世界还是单极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在短期内可以挑战美国。

  如果没有冷战这样的大格局,那如何来界定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朋友。比如说中俄关系,最近有国内媒体发文称,学者不要妄议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人说,中俄关系在官方语境中至少是朋友关系,而现在的国际局势有点像1970年代的国际局势,只不过这次不是中美联合,而是中俄联合。

  最后我谈谈美国政治的衰败问题。要说美国政治在衰败,首先要讲出它的表象来,要找出证据。比如说选举竞争越来越少、政治越来越家族化、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等。其次就是找出衰败的原因。如果说美国民主在衰败,是因为全球化,还是中国的崛起或者本身的制度出了问题?第三就是后果,美国衰败以后对它的外交有没有影响,是不是总统和国会在外交问题上会吵的越来越厉害,重大政策不能达成共识等等。

  我记得福山关于政治制度衰败的书出来后半年多,在中国期刊网上总共只能找到三到四篇文章,而且基本上都是对福山新书的介绍,不是原创性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学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我谈谈当前美国国会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以及民主共和两党在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态势。

  最近,在美国国会政治上,最大的事情就是众议院选举新议长。之前的共和党籍议长约翰·博纳在9月25日突然宣佈将辞职,随后,由于党内极端派“自由连线”的压力,二号人物凯文·麦卡锡无法接班。最终,素有党内预算专家的保罗·瑞安挺身而出,在10月31日接棒约翰·博纳,成为自1869年以来最年轻的国会众议院议长。

  国会会期中间议长更迭上一次发生在1989年,当时67岁的吉姆·莱特因丑闻辞职,60岁的汤姆·福利接任。相比而言,这次是45岁的瑞安接替66岁的博纳,客观上加速了共和党领导层的代际更新。瑞安上台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团前叁号人物瑞安、麦卡锡、斯卡利斯叁人平均年龄48.3岁,这边的数字是75岁,这无疑强化了共和党在院会中与时俱进的领导力。

  这次议长“难产”揭示了目前美国政治的一些新问题。以往美国的政党政治,要么“党内团结、党间斗争”,要么“党内斗争、党间妥协”。目前这种“党内斗争、党间斗争”的情况,实属罕见,极可能是下一轮政党重组的前兆。这次议长产生过程中“自由连线”的作用,的确是福山口中“否决政治”的经典体现,但也没有超越美国政治的一般限度。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关于议长投票,投了几次选不来的情况并不罕见。1856年第34届国会开幕时,关于议长的投票就投了133次。

  关于明年国会两院的选举,现在也能説一些趋势性的发展。目前,共和党在第114届国会众议院中以247比188佔据多数。如果要翻盘,需要188变到 217以上,即赢得30个席位,难度极大。美国历史上,如果从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对峙的体系成型以来算起,国会众议院多数少数的轮替有12次,只有两次是在大选里出现的,即1948年和1952年。1952年,共和党多赢了22席,超越成为多数。1948那一年,是在任者杜鲁门对挑战者杜威,共和党选情一塌煳涂,一举拿下69席,这种情况现在已很难上演。有人通过经验研究后认为,人虽然在联邦和州层次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基本盘,但这些选民被匡到一个个众议院选区时就被打散了,所以在众议院选区对垒的状态下,共和党还是有很多传统优势。通常情况下,共和党极可能在众议院维持多数。当然,即便维持多数,也不会达到270,无法实现推翻总统否决了。

  参议院目前是54比46,共和党也是多数。一般认为内华达州,因为领袖哈里·里德的煺休,其席位落到共和党手里的可能很大。另外,有四个州的席位有可能从共和党换到阵营:佛罗里达、威斯康星、伊利诺伊以及新罕布什尔。按照这个趋势预测,新一届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与的席位比例就有个浮动区间,即从50比50到55比45。

  但算来算去,共和党未必会全部丢掉四个州的席位。至少,新罕布什尔被拿下的可能性很小,新罕布什尔现在在任的是有茶党标籤的女性议员凯利·艾雅特,对其发起挑战的人极可能是现任州长、同为女性的玛吉·哈森。经验研究证明,美国选举史上,在任的女性国会参议员,无论哪个党,如果面对一个女性挑战者的线%。所以这一票,应该拿不下来。再如,佛罗里达因为是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所以其选情还要看大选的下襬效应的向度与程度。

  总之,参议院共和党多数延续的可能性很大,众议院亦然,也就是説,2017年之后的国会还是共和党主导,府会关係的温度就要看到底谁入主白宫了。

  关于的选情有多个预判的视角。目前如果把全美538张选举人团票逐一预估,静态看应该是可以获胜的,即便是党内另一候选人桑德斯代替希拉里参选也能赢,因为当前美国经济形势相对尚可。

  另外,按照小施莱辛格20年左右一个政治週期的观点看,到2016、2020基本上要开始一个新週期。目前的週期是温和偏自由週期,下一个极可能是温和保守週期。这样看的线年选情也比较有压力。

  当然,代际的问题也经常被提及。一般情况下,继任总统比卸任总统年轻一点,政治上“一代新人换旧人”还是比较理想的。美国历史上的43位总统,继任的比卸任的岁数大的有十位,大十岁的即两个代际的到现在为止有叁位,最近一次是里根接替卡特,里根大卡特十叁岁左右。如今,奥巴马比希拉里小不到十四岁。这种硬性的年龄比较,虽然看上去有点奇怪,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年轻选民投票取向。2008年初选中,希拉里就是因为输掉了年轻选民票,才无法获得提名。目前,希拉里高龄似乎并不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她还要大六岁的桑德斯的映衬。共和党总统对决时,如果共和党提名了卢比奥这样比希拉里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这样年轻选民就算不投共和党,只是待在家里不去投票,也对希拉里极为不利。

  前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一开始在民调中领先,这有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的知名度使然。但目前看,他在初选中获胜、赢得提名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反建制派在民调上的领先基本上是反对现状、反对政治精英的民怨的一种宣泄,与2012年的情况相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2012年共和党有罗姆尼这样的参选人可以持续吸纳反建制派的基本盘,民意持续稳步上升,最终赢得提名。如今的杰布却并没有这样,民调走低,跌入第二梯队,甚至在第二梯队中也不处于领先位置,被卢比奥、克鲁兹等人反超。

  此外,即便不是特朗普等反建制派的搅局,杰布也难以在初选中胜出。对比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这两个初选关键州的选情,温和的杰布在保守立场的艾奥瓦基本上进不了前四名,而在相对温和的新罕布什尔也遭遇同为温和派的约翰·卡西奇等人的挑战、未必能取得最多的选票。在不长的美国初选歷史上,两党最终获得提名的参选人基本上都要拿下艾奥瓦或新罕布什尔州中的一个。只有1992年的的克林顿是个例外,当时他输掉了艾、新两州初选,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提名。当时,艾奥瓦州的国会参议员汤姆·哈金参选,自然就赢得了家乡州,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出马,于是也就拿下了邻州新罕布什尔。反观杰布,在艾、新两州的不佳表现,也没有这些特殊情况帮忙,所以其选情前景应该是很不乐观。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前两国的战略互动正在塑造亚太安全秩序。如果仔细审视当前的亚太安全秩序,近期一些明显的特征值得重视。

  今年9月,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而言,这是中国对美国进行的再确认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战略再保证的行为。

  目前,美国国内不管是媒体还是学术界,主流都认同中国政府的对外表态,亦即中国将支持现行的国际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在中国国内,学者和政府官员都支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追求复兴的行为可能会冲击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在美方看来,中国对外宣称的战略意图跟对内实践的战略行为是矛盾的,因此未来亚太安全秩序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这是其一。

  其二,美国能否接受中国的战略再确认也是一个问题。习主席的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的疑虑,对提升两国的战略互信有所帮助。然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判断,美国并没有接受中国的战略再确认,美国始终相信中国在亚太地区有更大的战略抱负。美国的战略猜忌,使得中国的战略再保证成效相对有限。

  以上这两个不确定性将给亚太安全秩序带来挑战,未来中美两国在一些地区事务上博弈、冲突的可能会加剧。

  宏观上看,中美两国在亚太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最近几年,美国调整了亚太战略,总体上执行了全球收缩、亚太增兵的战略,试图转移战略重心,将大部分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然而,目前中东地区仍然动荡不安,欧洲也出现了乌克兰危机,美国受到很大的掣肘,很难做到注意力集中,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因素。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的战略潜力,近期美国只是因为国内政治因素而减少了战略资源的投入。未来几年,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其对战略资源的投入限制必然松绑,这对中国来说将会非常棘手。中国最近几年军事投入也在快速增长,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忧虑。更麻烦的是,美国对中国致力于发展一些“杀手锏”式武器颇为警惕,并为此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中美两国针锋相对的战略态势,无疑会冲击既有的地区安全秩序。

  微观上看,中国和美国在一些看似较小、但却非常基础的规则上存在竞争。两国在国际规则上的博弈逐渐清晰化,过去,不管是防空识别区、还是南海问题,中国要么没有清晰的规则,要么有意采取模糊战略。如今,中国明晰了规则,这种转变导致两国在一些具体规则上的冲突增加。此外,中国还试图在某些领域调整国际规则,目前来看,中国的努力基本上受到美国的强烈抵制,中国似乎也已经意识到美国的决心。当然,中美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好的趋向,即中美两国共同创建了一些规则,有利于管控危机。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看,可以作如下判断:未来美国必然会在亚太地区持续不断地给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从双边外交的视角来看亚太安全秩序,中国目前在统筹亚太安全秩序建设上存在一些隐忧,这包括朝鲜问题、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三个方面。

  首先,朝鲜问题。今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访问了朝鲜,中国重新调整了中朝关系,使之重新恢复到了以往的关系模式。然而,对朝政策再次调整对中国而言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事实上,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的政策并没有变,这一政策调整可能让中国与朝鲜博弈的筹码缩水。未来,如果朝鲜再次违背既有共识,中国将缺乏足够的手段应对。

  其次,中俄关系。在中美之间问题重重的时候,中俄关系应该是中国统筹周边安全的一个战略支柱。近来,中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两国领导人之间互动频繁,但是在一些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仍然存在疑虑和分歧。在如此关键时期,中国要精心维护中俄关系,在中俄美三角的战略互动中,一旦中国对俄战略出现问题,中国的外部压力将急剧增加。

  再次,中日关系。在亚太地区,中日关系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中日关系搞得好,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会小得多,很多战略难题也相应迎刃而解。相反,如果中日关系恶化,来自日本的压力必然与来自美国的压力合流,必将加大中国在地区事务和领土争端中的国际压力。因此,调整中日关系,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应该成为中国对日政策的选项之一。

  近期,美国军舰进入南沙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内宣示“航行自由”,对此事件中美双方各执一词。中国国内反应十分强烈,除了外交部门的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等政府反应外,国内学者以及媒体也极为关注,认为美国此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美方则认为其行为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对自由航行的规定,且美军在进行航行自由宣示时也不存在双重标准。

  面对美军的行为,以下的一些基本事实和问题值得思考:一是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内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中国主权;二是如何理解美军的航行自由宣示;三是如果中国继续扩建南沙岛礁,美国会采取什么反应,中国可以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事实上,美国以往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过多次更具危害性的军事活动,这些活动不但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美国的此类行为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常态行为。根据美国政府的说辞,美国这次进入南沙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内是对中国扩建岛礁的行为表示不满,不承认中国由此获得周边水域的权利。此外,美方还担心中国在这些岛礁上的军事化建设。

  从《海洋法公约》的具体条款来看,美国的行为表面上确实没有违背《海洋法公约》,但美国的宣示行为有模糊或者说自相矛盾之处。美国在此次行动中采取了“无害通过”方式,即关闭了火控雷达,没有展开任何军事活动等。根据《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是其它国家在一国领海或岛屿12海里内享有的通行权。正像一些评论所说,美军舰的行为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在南沙的这些人工岛礁享有12海里领海,如果是这样,美国的航行自由宣示在法理和实际作用上都大打折扣。在法理上对于什么是“无害通过”,国际上仍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例如澳大利亚海洋问题专家山姆贝特曼认为无害通过是指一个国家舰船在从A到B点的航行中迅速不停留地通过另一国的领海,不能解释故意进入它国领海的行为,按照他的理解,美国的行为不能算是“无害通过”。在实际作用方面,美国的“无害通过”方式不但没能显示出美国在这个水域可以享有的权利,相反可以被理解为承认中国在这些岛礁周围拥有12海里领海。

  美国一直宣称南沙人工岛礁不享有对周边海域的权利,之前美国智库的一些相关评估也认为美国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可以在这些岛礁周围“常态通过”。美国之前没有在岛礁周围常态通过,表明其试图将分歧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但不代表美军不会逐渐升级宣示活动。美军针对中国南沙岛礁的航行自由宣示不会停止,并有可能随着中国军事设施建设的展开而逐步升级,“自由航行计划”作为一项长期存在的军事机制将继续在南海考验中美关系。

  美国在全球海域宣示“航行自由”已经多年,经过长期实践这个机制在操作程序上已经十分成熟,美军行动不能被视为简单地挑衅行为。首先,这个计划是一个从下到上的机制,美军舰队指挥官或者更低层级的单一军舰指挥官被鼓励针对他们认定的其他国家的过分海洋权利主张进行航行自由宣示。针对具体行动,这些指挥官都有实际操作指南可以参考,包含对其负责区域内国家的海洋主张的详细说明,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甚至包括历史上其他国家对美国这类行为的政策反应等。在执行每一次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前,美军都会进行政策和风险评估,涉及人员包括政策分析师、情报人员、区域国别专家、国际法专家以及相关的军事指挥人员。在执行任务之后,需要向高层汇报并备案。

  这种从下到上的机制赋予“航行自由”计划很强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会给高层带来一些负担,即针对具体的行为,如果政府或军队高层决定不采取宣示行为,需要向基层军官做出合理解释(对一些长期没有受到挑战的海洋主张,政府和军队高层会采取审慎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南沙岛礁宣示航行自由问题上,白宫长期受到来自国防部的压力,而国防部也因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受到基层军官的压力。具体到这次在中国南沙岛礁附近的巡航,这是美军从2012年迄今第一次在这一区域采取航行自由宣示。

  其次,针对美国的自由航行计划,指责美国违背《海洋法公约》没有实际意义。美国一直由于没能签署并批准《海洋法公约》而饱受批评,虽然美国国内有很强的声音主张美国签署《公约》,但美国从维护全球海域主导权出发不可能加入。

  尽管不加入,但美国却一直在通过对《公约》的解读执行其航行自由计划。在美国国内,对航行自由计划的解释有很多,其中有一些很强的共识:一是美国认为《海洋法公约》没有自我执行能力,即当一国违背公约时,如果其它国家不用实际行动阻止,这些过分的海洋主张就会成为既有事实,自由航行宣示可以防止这种现象;二是正因为美国不是《海洋法公约》签约国,就更需要通过航行自由保护其自身利益;三是《海洋法公约》存在一些模糊和漏洞,需要通过宣示航行自由防止这些漏洞损害美国利益。如美国认为,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科学研究和信息收集如果用于军事目的,就没有必要预先得到沿岸国家的批准;《海洋法公约》没有关于飞行信息区域和防空识别区权利的明确规定,因此在进入相关国家的这些区域时,没有必要得到事先批准;还有对海峡通过的规定,美国认为要将通过水域扩展为整个海峡,并且可以根据实际的安全和军事需要,采取任何通过方式。

  对比很多国家对《海洋法公约》的解读,可以发现美国将《公约》中所有模糊的地方视为没有规定,美国可以“为所欲为”,而相关沿岸国家的做法是针对这些漏洞做出具体规定,例如专属经济区和防空识别区的权利问题。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年度航行自由宣示行动报告》,美国与亚太很多国家对《海洋法公约》的解读有差异,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成为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对象。因此,美国可以宣称在实施这一计划时没有采取双重标准,但很明显,美国的行为对各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差异很大。

  最后,考虑到航行自由宣示美军内部存在的压力和美国的军事安全关切,针对中国南沙岛礁的航行自由宣示不会停止,这需要中美建立更为具体有效的风险管控机制,而现有的《海空意外相遇行为准则》无法应对中美可能遭遇的对峙局面或更严重的危机。如果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在黑海苏联领海内达成的危机管控机制,中美需要商讨在危机发生时需要规避哪些具体的危险行为。最为重要的是中美需要达成一个默契、或者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既维护美国的战略信誉,同时也能对美国的安全关切予以回应,又不至于损害中国合理的海洋权益主张。

  在这方面,中美的情况要远比美苏复杂,原因是南沙岛礁远离中国大陆,并且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主导权,很难让美国从现有立场后退。另外,美国的对策和反应是建立在现有中美海上实力的对比和对中国反应的历史认知基础上的,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认为随着中国在这一区域能力的不断增强,有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应,美国还没有成熟的对策应对。因此,中美在这一区域形成新的海上力量和相互认知平衡之前,两国必须建立更高层级的沟通机制,防止不断增多的意外风险影响甚至打破中美之间的战略默契。

  从南亚国家与大国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而其中,印美关系的变化非常值得中国关注。

  第一,南海问题。一直以来,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有非常明确的政策,比如要求航行自由,各方遵守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保障南海的商业安全等。而且,在南海问题上印度不会与美国同时发声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如今,印度的南海政策有变化的迹象出现。今年奥巴马访印后的文件中,出现了两国共同提出南海政策的主张,这在之前从未有过。

  第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访问印度的演说中说,印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支点”(lynchpin,或者翻译成“关键”)。帕内塔的说法在印度引起非常广泛的讨论,部分印度专家表示不能接受,认为此定位一是美国矮化了印度,二是会给中国发送错误信号,印度会接受成为美国的一个小兄弟。2013年11月辛格总理访问中国时,也再三承诺印度不会参与任何遏制中国的计划。

  但是莫迪上台之后,在印美关系里,印度事实上变相支持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美的官方说法是:“双方将会寻求把印度的“向东干”(Acting East)政策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相结合”。此外,莫迪今年5月访华时,中方曾提出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和印度的“向东干”政策对接。但后来,中方的要求却并没有被写到联合声明里面。

  过去,印度政府对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但在今年的印美“愿景”里,双方却承诺要对接,这和“一带一路”在印度遭遇的尴尬形成鲜明对比。

  印美关系是否发生了“质”的突破还需要观察,因为它们的双边关系仍然存在诸多局限。

  第一,去年9月莫迪访美时,曾跟奥巴马提出,希望美国能同意印度加入APEC,但是奥巴马面无表情,最终也没有给印度肯定的答复。另外,TPP达成对印度的压力其实也不小,中印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是比较一致的。

  第二,俄罗斯因素。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印度共和国日的主宾后,对俄罗斯的刺激很大。因为成为印度共和国日的主宾,意味着莫大的荣誉和尊重,象征意义十足。所以,普京为了给印度脸色看,派防长访问了巴基斯坦,并与巴签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军购协议,开始售卖武器给巴基斯坦。

  再看中印关系,过去中印关系常出现“高开低走”现象,中国领导人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印关系常有积极突破,到后一个五年,中印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发展。

  今年,中印关系有所突破,表现在:第一印度加入了上合组织,第二是乃堆拉山口向印度朝圣香客开放。乃堆拉是个军事要地,开放本身意义非同寻常,这至少显示中国对印度释放了善意,也表明中国对印度没有军事上的强烈戒备。

  当然除了突破外,中印之间也有较量。国际友谊: 哥伦比亚 狂虐巴拿马 比分3:0 巴拿马被虐,在尼泊尔问题上,印度扶持尼泊尔内部亲印的马德西人,干涉尼泊尔的新宪法,变相制裁尼泊尔。与1989-1990年印度封锁尼泊尔那次不同,中国这次的政策有一个大的转变,给了尼泊尔很明显的支持。面对印度对尼泊尔的燃油封锁,中尼签署了一份石油供应的协议,尼泊尔计划未来从中国进口约三分之一所需的石油产品。

  如果再注意到巴基斯坦向中国购买潜艇的新闻,我的观察是,中国对印巴并重的外交政策步伐有所放缓,南亚外交以巴基斯坦为重已逐步回归。因此,实际上中印关系已经回到了“新常态”。

  TPP贸易协定达成,全球关注。TPP代表了新一代的贸易规则,其产生与WTO谈判有直接关系。客观看来,TPP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和东亚地区崛起的正常战略反应,并不直接针对中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共体向欧盟转变,美国独立主导《关贸总协定》谈判的能力也逐渐丧失。为此,美国就启动了美加自贸区谈判,对外宣誓即使不推动《关贸总协定》,美国还有其他选项,其中之一就是和除欧共体之外的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区协定。在此刺激下,欧共体同意启动乌拉圭回合。但到了1993年,乌拉圭回合因为美欧的农产品等问题基本陷于停顿,美国又故伎重演,即倡导竞争性自由化思路,将美加自贸区扩大到墨西哥(即后来的北美自贸区)。在此撬动下,欧盟在1993年底妥协,重新启动濒临破产的乌拉圭回合谈判,1994年,各方签署了乌拉圭回合的最终协议。

  1997年APEC提出“部门提前自由化”,并挑出15个部门可单独自由化。但伴随着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此计划并没有推行下去,为此,美国就非正式地提出了《太平洋五国自贸区》,这是TPP的雏形。

  2001年WTO多哈回合开始谈判,而在亚洲地区,包括东盟自贸区、多个东盟 1自贸区等东亚合作进展迅速,2004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定》签署。美国对此很担心,先后提出美国—新加坡自贸区和“开创东盟事业倡议”等方案。2006年,东亚自贸区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但美国的“开创东盟事业倡议”事实上基本破产,在亚太地区仅与新加坡、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自贸区谈判都未谈成。这意味着美国不仅未能规避中日韩三国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还面临整个东亚形成贸易集团的风险。为了应对潜在风险,更重要的是增强自身在多边贸易体系内的影响力,美国一方面与韩国展开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方面正式加入了TPP谈判。

  2008年,即将卸任的小布什想留下政治遗产,号召35个国家去日内瓦推动WTO谈判,但是很遗憾,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等国在重要领域未能取得妥协,事后美国宣布加入P4,就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战略关系协定》,这是TPP的前身。

  从美国与TPP的历程可看出:一方面,美国力推的亚太经济合作和东亚地区是亦步亦趋的关系;另一方面,当全球层面的谈判谈不下去的时候,美国一定会使用双边或者小多边的自贸区谈判等手段来撬动大的谈判。

  现在来看,这种竞争性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体而言,首先不少小型经济体表示愿意加入TPP,以期获得巨大的美国市场。其次,一如当年乌拉圭回合时期的欧洲国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被排除在外的巨大压力。因此,在一些重要谈判领域如金融部门开放、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方式等规则或条款上,多国在各种区域经济合作谈判场合已经出现了松动迹象。第三,鉴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美国很难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短期内又很难加入TPP,那么这些经济体对于参与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谈判的热情变得高涨,在此过程中愿意做出更多的开放承诺。

  TPP谈判最后关头,美国做了很大妥协,到最后TPP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贸易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的判断。TPP能不能谈成已经上升到了全球层面,也就是说美国要推动新一轮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或者说启动WTO新一轮的谈判。而在这个谈判谈不下去的时候,美国需要规范一个新的贸易集团,当年美国规范的是欧盟,现在规范的是东亚,或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客观地说,TPP是美国无力全面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无奈之举,与过去历次推动GATT谈判相比,TPP仅仅是方式方法上有所差异,其本质仍然是为了开拓全球贸易投资市场。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排除中国这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TPP谈判之所以绕开中国,无非是美国希望减少谈判障碍,不想再走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老路,这也是为什么TPP谈判国家多数是美国已经签署过FTA的贸易伙伴或其盟友的根本原因。

  因此,即使当时中国申请加入TPP谈判,美国也不会放行。2014年年初,美国方面表态称,中国与其要加入TPP,不如先把第一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成了,因为BIT是一个试金石。

  中国对TPP的态度始终是开放的,是否需要加入、何时加入等等决策都需要建立在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上。TPP既包括了比较中性的传统市场准入议题,也涉及到相当多的贸易新规则,这些新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其中既有国有企业、劳工、知识产权等对中国的影响颇大的条款,也包括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尝试电子商务、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契合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领域,因此一个稳妥的决策对于部门齐全、经济总量巨大的发展中的中国显得格外重要。

  鉴于中美之间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难度很大,WTO可能是目前为止能够较为舒适地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谈判平台:一方面美国可从中获取更多国家的市场准入机会,贸易谈判成果也更有可能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另一方面,WTO作为多边谈判平台,中国面对的开放压力相对较小,自然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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